上一篇里,海德格尔问的是“谁在活我的生活”。波伏瓦(Simone de Beauvoir,1908—1986)把这个问题换了个方向:她不再问谁在替我活,而是问“我是什么”这件事本身,是怎么被定下来的。她的答案凝在一句话里,这句话大概也是二十世纪流传最广的哲学句子之一。

先看这句话准确的样子

1949 年,波伏瓦出版《第二性》(Le Deuxième Sexe)。这句话出现在第二卷开头:

女人不是天生的,而是后天成为的。(On ne naît pas femme : on le devient.)2

紧接着的一句更要紧,因为它把这句话的意思锁死了:没有任何生物的、心理的或经济的“命运”决定女性在社会中呈现出的样子,是作为整体的文明在制造这个产物2。

翻译上有个分歧,恰好暴露了这句话的难处。早期英译本作 One is not born, but rather becomes, a woman,读起来像在讲一个人的人生历程;2009 年前后的新译本去掉了冠词,作 becomes woman,读起来更像在讲一个范畴的制造过程1。波伏瓦的原句更接近后者:不是每个人逐渐长成“一个女人”,而是“女人”这个位置本身被造了出来。

从“存在先于本质”再往前一步

你已经知道萨特的命题:存在先于本质——人先存在,然后才通过行动造成自己是什么。波伏瓦这句话是这个命题的应用版,但她多加了一样东西。

“存在先于本质”的重点在“没有预先规定”:没有人事先写好我该是什么。波伏瓦要问的是一个更硬的问题:既然没有预先规定,那“女人该是什么”这套规定是从哪儿来的,又怎么会长得像天生的?她的回答并不是“其实没有规定”,而是:有整套机制在持续制造规定,而且造得太久、太全面,久到看起来像自然。

要看清这套机制,需要两个词。

超越性与内在性

超越性(transcendence) 指人不断越出自己当下的状态、朝一个还不存在的未来投射自己:去做没做过的事、去改变世界、去创造原本没有的东西。这是存在主义对人的基本描述——人活着就是向外伸手。

内在性(immanence) 指停在原地,只做维持性的事:把已经有的东西保持住,别让它坏掉,但不产生新东西。波伏瓦反复用家务当例子:洗完的碗会再脏,擦过的桌子会再落灰,做完的事不留下持久的成果,只是把衰败推迟了一天。

这里有个必须先澄清的点:超越性和内在性不是两种人,而是每个人身上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。人既是意识,也是身体;既是主体,也是别人眼里的物。波伏瓦把这种状态叫 模糊性(ambiguity)——它消除不掉,只能被承认。

问题出在分配上。历史把超越性那一侧分给了男人,把内在性那一侧分给了女人:男人被默认为向外做事的人,女人被安排去做维持生活的事,并且被告知这就是她的天性。

“他者”跟萨特说的不完全一样

上一篇讲过萨特的“注视”:两个人相遇,彼此把对方变成被看的对象,谁都想守住自己作为主体的位置。那是每一次相遇都会发生的结构。

波伏瓦接着这条线,但把时间尺度拉长了。在她笔下,女人被固定在“他者”这个位置上一整个历史:她是相对于男人被定义和区分的,反过来却不成立;他是主体,他是绝对者,而她是他者6。也就是说,萨特讲的是一次性出现的张力,波伏瓦讲的是被制度、经济和文化长期固化下来的不对称。

这个处境具体长什么样

抽象地说“处境”,容易显得空。放回波伏瓦写作的年代,它就是很硬的条件:法国女性 1944 年才拿到选举权;直到 1965 年改革之前,已婚女性要工作、要开设银行账户,仍然需要丈夫的同意3。再往前推,婚内的生育、抚养和家务被视为女性的本分,而外出工作的女性又要同时承担这两份活。

所以一个女孩从小听到的不是一道禁令,说“你不许当主体”。她被一整套法律、经济安排和日常舆论推着走,慢慢长成别人替她安排好的样子。最能加固这套安排的,是波伏瓦说的“神话”:那个永恒女性、那个谜一样的女人——把历史造成的产物说成某种天生的本质,从而让人不再去追问它是怎么被造成的。

两个必须挡住的误读

第一个误读:以为波伏瓦在说性别跟身体无关。她写得相当明确:生物学的数据不足以确立一种固定而必然的命运,它们既撑不起两性优劣的排序,也解释不了女人为什么是他者,更不判她永远留在这个位置6。但她也不否认身体。“身体不是一件东西,而是处境”——身体是她处境的一部分,只是处境不等于命运。

第二个误读:以为她笔下女性只是被动的受害者,毫无自由。这里其实是她与萨特分道扬镳的地方,也是本篇最需要讲清楚的一步。

她和萨特真正分歧的地方

萨特认为,自由是绝对的,处境只能限制自由所面对的内容,夺不走自由本身——被囚禁的人仍然是自由的。

波伏瓦把自由拆成了两层4。一层是 本体论自由:只要人活着,就有选择、有抗拒的能力,这一层谁也拿不走。另一层是 道德自由,它得靠物质和社会条件才兑现得了,因此是可以被夺走的。她有一句话点得很准:人的自由是无限的,但他的力量是有限的7。

这样一来,压迫者做的事就不是消灭被压迫者的本体论自由(那做不到),而是抽掉他的力量,让人连发问的位置都没有。《模糊性的伦理》(1947)里,她把女性的处境类比为孩子的处境:孩子也在行使自由,但他只能在一个“别人早已搭好、没有他参与”的宇宙里行使7。这不是说女性像孩子,而是说自由被圈在多大一块地方里,是可以被人为规定的。

为什么自由必须相互承认

“欲求自己自由,也就是欲求他人自由”——这句出自同一本书的话,很容易被读成一句道德劝告。它其实是一个论证的结论45,而论证只有三步。

第一步:我的自由从来不是关起门来的属性。我行动的世界是一个已经有人住过的世界——我能做的事、我能理解的意义,都是别人先打开的。要有一个“人的世界”,就得有别的自由者在里面。

第二步:我的自由要真正成立,必须朝向一个开放的未来;而未来是别人给我打开的5。没有人替我打开将来,我就只能在已经定死的东西之间打转。

第三步:于是压迫者的问题不只是害了别人。他把别人当成物,他周围就只剩下物;而一个只有物的世界里,没有人能给他打开任何未来,他自己的自由也一起被锁死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波伏瓦会说,一种只关心否认自由的自由,必须被否认5。

所以相互承认不是感情上的善意,而是自由的结构条件:只有双方都作为主体出现,自由才不是在踩住别人上面撑起来的假自由。《第二性》最后落在两性关系上,而不是落在某一方的胜利上,原因就在这里6。

这一篇能回答到什么程度

一句“女人不是天生的,而是后天成为的”,要同时做三件事:把“女人”从自然事实变成历史产物;指出制造它的机制——把一方钉在内在性一侧,并把她定成他者;再说明这个制造为什么同时损害了双方——因为自由只有在相互承认里才真正成立。

有两点边界要说清楚。第一,这套分析讲的是结构,不是某一国的某一项法律;法律改了,结构未必自动跟着消失。第二,它也没有承诺只要个体“想开了”就能自由——正因为自由需要物质条件,波伏瓦才把经济独立、工作和共同承担家务这些具体安排看得那么重。